如果说，李登辉时代已经将“中华民国台湾化”了的话，陈水扁时代，则完成了“中华民国台独化”。陈水扁将“中华民国”向“台独化”推进的一个重要步骤，就是在实质上废除了具有重要象征意义的“国家统一委员会”。在两岸关系的处理上，陈水扁当局也较李登辉时代走得更远，他试图完全切断台湾与大陆之间的政治血脉。最近，“世界台湾人大会”年会在台湾举行。这次，“世台会”的主要诉求之一，就是更改“国名”──将已经空壳化﹑台湾化的“中华民国”，改称为“台湾共和国”。其实，“世台会”的主张倒是干脆些，倒是有“讲真话”的勇气。陈水扁先生出席“世台会”捧场，说明其内心是认同该会诉求的。

的确，在陈水扁“中华民国台独化”政策的导引下，“中华民国”已经成了变相的“台湾共和国”，只是出于策略的需要，没有公开宣布独立﹑没有公开变更国号罢了。

在陈水扁“中华民国台独化”的国策下，台湾当局对大陆民运的政策也进行了调整。调整的方向是：收买大陆民运，为其“中华民国台独化”的国策服务。据我所知，陈水扁执政后，台湾当局曾派员与一些大陆民运人士接触。台湾当局利用某些大陆民运人士谋生困难﹑希望能够得到“容易钱”的心理，以每月发给生活费为诱饵，让大陆民运人士签下“卖身契”。“卖身契”的实质内容就是同意“台独”。台湾当局试图收买一批披着“大陆民运”外衣的“中华民国台独化”政策的辩护士和推销员。

五、台湾民主化与重建中华民国

我们必须声明，虽然我们不同意李登辉和陈水扁的“中华民国台独化”，但绝不否定台湾近年来在民主化方面取得的巨大成就。就我个人而言，民进党内也有很多私人朋友，我对台湾反对派人士的奉献精神一直怀有深深的敬意。问题在于，我们在肯定台湾的经济繁荣和政治民主的时候，我们必须认识如下因素：

（一）台湾民主化的成就，除了台湾反对派人士的努力这一不可否认的因素外，与中华民国的民主法统有着不可分割的传承联系，甚至可以这麽说，台湾今日的民主化，是中华民国民主法统的继续。这是因为：

没有辛亥革命推翻满清专制﹑创建了中华民国，就没有今天的“中华民国在台湾”；

没有中华民国无数优秀儿女的牺牲奋斗，就没有伟大的抗日战争的胜利，就没有台湾从日本侵略者手中获得自由解放的事实；

没有中华民国民主宪法的制定以及在这一宪法下的民主训政，就没有后来的﹑在中华民国宪法导引下台湾走向完全民主的发展；

没有两蒋总统在台湾坚持“反共复国”的国策和对台湾安全的坚决保卫，台湾可能早就被社会主义台独或中共所窃据。如果是这样，就根本谈不上台湾的建设和民主化发展；没有中国国民党一贯坚持“自由民主”的理念，就没有国民党后来在台湾“政治让权”式的民主改革。我说“政治让权”，指的是，一切的和平民主改革，除了反对派人士的争取之外，掌权者能够“让出政治权力”，也是不可或缺的因素。很多大陆民运人士的献身精神不可谓不大，但是，由于中共从来就不认同“自由民主”的理念，由于中共不肯让出任何一点政治权力，所以，大陆至今才看不出以改良方式实现民主化的可能性。

（二）除了民主化之外，甚至台湾今日的经济成就，也与大陆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

没有中国国民党退到台湾时带去的大批大陆精英，没有这批精英成功地进行了台湾的土地改革，没有这批精英根据孙中山先生三民主义制定的台湾经济发展战略，台湾在六、七十年代就不可能有那么快的经济起飞；

没有中国国民党退到台湾时带去的大量黄金（大陆人民的血汗钱，一说数十吨，一说十几吨）作为稳定台湾金融的重要基础之一，台湾就不可能有后来的金融稳定和迅速的经济发展。

因此，今日中华民国在台湾取得的经济成就和民主化成果，实际上应看做是整个中国的财富，是整体中华民族的财富。当然，我们也不否认台湾本土精英和台湾原住民对台湾经济发展的巨大贡献。我们要提醒注意的是，台湾今日经济发展与民主化的成就，绝非台独人士的私有资产。尤其在《中华民国宪法》基础上发展出来的台湾民主化成果，更非单纯来源于台独人士的“打拚”。台湾的民主化成果，只是《中华民国宪法》这棵大树发育出来的一株幼芽，一次成功的地方试验。她的根，在全中国，她的主体，仍在中国大陆。虽然那里至今仍被冻土封盖。但是，我们坚信，一旦解冻，必将成长出民主的苍天大树。倘若今日在台湾的中华民国仍然坚持孙中山的理念，仍然以整个中华民族的利益为重，那么，就理应运用经济成就与民主化的成果这一整体中华民族的财富，采取进取性措施，与中华民国国民的主体力量──大陆人民联合起来，开展新时代的北伐，尽快结束中共的专制统治，实现全中国的民主化。不幸的是，由于独台和台独人士狭隘的民族主义眼界，他们从私利出发，将中华民国台独化了，从而放弃了对大陆──这个中华民国的主体应尽的责任。

谈到责任问题，我们不得不指出，中华民国政府对大陆人民理应有亏欠之意。历史的教训是，没有中华民国国府早期在大陆政治上和策略上的失误，大陆就可能幸免沦陷于共产党之手，大陆人民就可能幸免于遭受共产党的专制蹂躏。即便在中共残酷的统治之下，大陆还是有数不清的有志之士，心向中华民国，心向国民党，“南望王师”，一心把推翻中共的希望寄托在“复兴基地”中华民国身上。为了响应中华民国原来“反攻大陆”的号召，为了保卫在台湾的中华民国，不知有多少大陆优秀儿女，在与中共残暴统治的抗争中，已经付出了惨痛的代价。这些心向中华民国的大陆人民所付出的惨重代价，也为在台湾的中华民国提供了一定的安全保障。即使在今天，中华民国已经台独化了，已经把大陆同胞抛弃了，大陆无数有良知的人士，仍然从中华民族的整体利益出发，为了保住台湾的民主成果，为了台湾同胞的安全，为了不让中共血洗台湾，而冒着被中共迫害的危险，起而呼吁中共不要以武力解决台湾问题。因此，我们说，在台湾的中华民国国府，在道义上，在政治上，理应对中国大陆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中华民国应当是属于全中国人民的。如果在台湾的中华民国放弃了这一责任，如果在台湾的中华民国被台独人士窃据了，大陆人民反而有责任与台湾的有识之士一道，将中华民国拿回来，恢复其本来面目，并使之发扬光大。

还有一个道理，需要使意图将中华民国台独化的人士明白。那就是，一个民主化的台湾，面对中共专制政权，你不摧毁它，它就会吃掉你。你想用承认它﹑尊重它﹑甚至献媚它，来换取它对你的承认，是非常天真的，是与虎谋皮。不改变中国大陆的专制制度，台湾局部的民主成果，随时都在受到威胁，甚至惨遭毁灭。

王炳章：重建中华民国（二）
六、如何开展重建中华民国的运动

中华民国在大陆被中共颠覆了，在台湾被台独异化了，因此，我们有责任重建她。如何重建呢？我想，我们应当开展一个运动──重建中华民国的运动。这个运动大致分为如下几个层面：

其一，舆论宣传层面。我们要宣传中华民国──亚洲第一个民主共和国的民主共和性质；我们要揭开历史的真相，把中共颠倒的历史纠正过来，把中共对中华民国泼下的污泥浊水洗净──还中华民国本来民主共和之真实而可爱的面貌。同时，我们要宣传﹑学习国父孙中山先生所创立的三民主义，并根据目前现实的国情和国际环境，继承三民主义，发扬三民主义，光大三民主义。舆论宣传的目的，是使大家达成共识。在共识的基础上，展开行动。

其二，蓝图设计层面。要重建的新中国，是个什么样的模式，我们必须从现在起就进行规划。诚然，几十年前中华民国建国先贤们所制定的《中华民国宪法》﹑《建国大纲》以及一系列的法规建制，不但显示了她的民主性质，而且其实质精神具有永恒的价值。但是，随着时代的发展，其具体内容必须更新，必须现代化，以更加适应目前海峡两岸﹑香港﹑澳门以及国际新格局的现状。过去几年，台湾曾进行了几次《中华民国宪法》的修宪活动。我们则应检讨台湾修宪正反两方面的经验。大陆反对派人士也曾为后共产党政权起草过几部宪法草案，勾画过部分未来新中国的蓝图，也起草过未来新中国的各项政策草案。我们在设计未来新中国的蓝图时，要肯定过去有关人士的研究成果，要借鉴这些研究成果。我必须强调的是，一个政治运动，如果只知道反对什么，不知道建立什么，是不成熟的。也就是说，只有解决了“拥护什么”的问题，才能对民众形成凝聚力量。当前，大陆民众对中共专制腐败的不满，已经到了极不耐烦的地步。可以说，人民大众在心理上，已经完全做好了“改朝换制”的准备。问题是，中共垮台后，其“替代政权”的模式是什么？“替代政权”的国策是什么？什么样的政治力量可以取代中共而建立起“替代政权”？解决这些问题，就是解决民众“拥护什么”的问题──拥护什么样的“替代方案”和拥护什么样的政治力量。我认为，这是大陆民主力量需要尽快解决的。

其三，发展组织层面。只能组织起来，才有力量，才能达成政治目标，这是常识。在舆论动员群众的基础上，将有共识的精英和群众组织起来，使之凝聚成政治力量，就像当年中华民国的建国先贤们成立同盟会一样。

其四，资金筹措层面。兵马未动，粮草先行。我们应当成立“重建中华民国基金会”或“新中国基金会”一类的筹款机构，为推翻中共﹑重建中华民国的运动筹措基金。

其五，行动策划层面。我们要在中国大陆策划一系列旨在推翻中共政权的行动。我认为，我们不要再浪费精力，作那些对中共政权没什么实质性打击的事情了。现在要作的，就是实际策划那些可能推翻中共政权的动作。要集中力量，策划出一个﹑两个﹑几个大动作，触发中共政权的金融危机﹑社会危机和政治危机，以学运﹑工（农）运﹑兵运的模式，最终导致中共的垮台。只有瓦解中共的专制统治，才能重建一个民主的新中国。

最后，我们必须指出的是，重建中华民国，使亚洲第一个民主共和国重新屹立在世界的东方，是我们全体中华儿女的责任。我们必须结合中国大陆﹑台湾﹑港澳﹑海外一切华人的力量，重新举起孙中山的旗帜，重建曾经属于﹑未来也必然属于全体中华儿女的中华民国。当然，我们必须最终接受大多数中国民众的选择：在推倒中共政权之后，国号﹑国旗﹑宪法这些问题，必须由全中国人民来决定。我们在这里，只是提出了一个简便而具体的方案──沿用中华民国的国号和宪法。这一方案是否可行，必须最终由人民作出选择。不过，我们可以断定，不管将来人民选择什么“替代方案”，其精神和原则，都脱不出中华民国及其宪法的民主共和性质。就此意义上讲，研究﹑继承中华民国的传统，无论如何，都是必要的。

一九九六和一九九八年，我访问台湾时，台湾朝野的独派朋友们竟然不止一次地提出过这样的问题：假如，将来你们中国大陆民主人士掌握了政权，台湾宣布独立，你们会不会像中共一样用武力攻打台湾？我思索了一下说：将来，大陆民主了，按照我的意见，将实行中华民国宪法，大家在一个宪法下，成了一家人，共同选总统，那里还有什么打不打的问题？一句话，说得独派朋友们哑口无言，只能以掌声回应。当时的一句应景之语，现在想一想，或可能成为未来解决海峡两岸问题的最佳选择。据说，当年毛泽东对抛弃了“中华民国”的国号﹑采用苏联所起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之名，非常后悔。更名一举，曾给中共政权进入国际社会带来很多困扰。说实在的，中共的专制政权也根本不配使用民主“中华民国”的名号。中共的这个“改名错误”，或许给我们这一代中国大陆人留下了一个契机──将“中华民国”重新唤回中国大陆和整个中国。

写于2000年3月
王炳章